在我们学校，差不多每一个班级中都有一小部分特殊的群体，他们就是外来流动人口的子女。流动人口子女，其实说白了就是外地生。必须承认，对于外地生，我们多少会带点有色眼镜去看待他们。那些家长，那些农贸市场的“生意精”，多很难缠。就因为多赚了几个钱，便财大气粗，大模大样，将“他们的孩子”插进“我们的班级”。由于缺乏良好的家庭教育，也由于原来学校疏于管理，外地生中的一些人，撒谎、做坏事经常有。于是，补缺补差、追缴作业、调节纠纷、甚至“破案”……弄得老师，尤其是班主任焦头烂额、叫苦不迭，成天绷着一根弦。

谢天谢地，这学期我们班新转来的四位外地生都还不错，只有吕庆庆不太老实，上课话挺多。于是，我将他列为重点盯防对象——“下马威”外加“追穷寇”，一通狠治。小孩子嘛，学坏容易学好难，防微杜渐——我可不敢任由这种习气在“我们孩子”中间扩散开来——几周之后，吕庆庆的表现好了很多，我对他的态度也开始变得和蔼了。

星期一下午，值日组长告诉我：“吕庆庆不好好打扫，还捣乱，骂脏话。”

“情况属实吗？”

“属实。”

“你们回家去吧，叫他立刻来。”

不一会儿工夫，爱笑的男孩来了。

“知道为什么找你吗？”

“知道。”

“清楚这里的班规吗？”

“清楚：犯了错误，接受处罚；拒不承认，加倍受罚。”

“冤不冤枉？”

“不冤枉。”

“那好，你一个人打扫去。我在办公室等着，任务完成了，叫我去检查。”

估计这样的惩罚以前没有受过，男孩的眼睛红了，低着头回教室去。君子不重则不威，自始至终，我音容冷峻，不露一丝笑意。

大约半个小时过去了，他没来。一直等到下班，他也没有来。“难道是溜了？”我来到教室，只见包干区走廊打扫得干干净净；隔着窗户，瞧见教室地面桌椅十分整洁。看样子，这孩子是怕羞，所以没敢来找我，这已经很不错了。

第二天，我在晨会课上表扬了他：“昨天，吕庆庆同学做值日，开始表现不好，之后勇于认错，一个人认真完成了余下的任务。这说明，吕庆庆同学已经顺利度过适应期，真正融入了我们这个集体——我们向他祝贺。”

掌声响起来了，“皮挺厚”的男孩腼腆地笑了，我也笑了。心境因他脸上的那抹红晕而开朗得意。面对“自己孩子”，我是一个很爱笑的人，然而对于吕庆庆而言，这是他第一次看见我因为他而笑得如此灿烂。吕庆庆不知道，从这一刻起，我才将他归入“自己孩子”之列。

过了几天，一张写满歪歪扭扭文字的纸条放在了我的讲台上。原来是吕庆庆写的。大致的意思是说，那天罚扫地的事。原来当天是我们班的同学帮助他打扫的。他们还不让吕庆庆把这件事告诉我。吕庆庆还告诉我，他非常喜欢现在的班级，很喜欢新老师和新同学。

这样的文字，虽然写得语病很多，但它却强烈地冲击了我。看看吕庆庆，对比“自己孩子”，我为我的“刚硬”深感惭愧。于是，我决定找吕庆庆谈心，我要向他表达我的心情。一个秋天的下午，我跟吕庆庆谈话——我希望他将已经开始的转变继续下去，我希望他将班里同学的爱心珍藏心底，作为今后前进的动力。我没有想到我说得是如此的动情，心中隐约有一种说不出的愧疚。记得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强调过，对待孩子，要以“朋友和志同道合者那样”的态度和方式对他们，因为只有对学生发自内心真挚的爱，才能给他们以鼓舞，才能使他们感到无比的温暖，才能点燃学生追求上进、成为优秀生的希望之火。我后悔在过去的日子里，作为班主任，我曾一度因为自己的偏见，把他放在“我的孩子”之外，我对他笑得太少，和他如此温和地说得太少。但是现在，就因为他，一个外地生，让我认识到自己的不足。今后我会重新要求自己，希望在我无限快慰地看到他的进步的同时，让他也会满怀惊喜地看到我的进步。今后面对外地生，我的所作所为，定会与以前有所不同。

谢谢“外地生”吕庆庆，谢谢“我的孩子们”——是他们共同帮助了我。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这样区分他们了。从今以后，无论他是谁，也无论他来自哪里，只要进到我的教室，喊我一声“老师”，就都是“我的孩子”。让“我的孩子们”在集体这个大家庭中互相帮助，和谐发展。